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校准和改进方法研究”(1BJY17) 
  作者简介孙宁华(1968-),男,河南固始人,副教授,博士,主从事宏观经济学、金融衍生产品和计量经济学研究。Emailnjusnh@njueducn 
  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了一个刻画财政支出倾向、金融市场失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1996—21年间中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城乡金融市场发展差异性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倾向的影响次之。财政支出的城市倾向策略,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最后,本文据此给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市场失衡;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投资城市倾向 
  中图分类号F8145;F8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76X(213)8419 
  一、问题的出 
  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重大经济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425,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同年的基尼系数仅为334。中国已经跨入了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已经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经济平稳增长。“十八大”报告指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原因之一。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此处以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差表示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 
  为21元,22年城乡收入差距为5 227元,而21年城乡收入差距为13 19元,可见,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我们的直观和初步分析结论是,财政支出倾向的不同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失衡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原因。 
  首先,公共财政的一大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具有其独特性,是任何其他政策不可比拟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1992年以来用于农村地区的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绝大部分年份低于1%,最高的年份也仅为11%。而财政支出用于非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达89%。非农产业一般布局于城镇,全国主的服务业和工业集中在城镇,而农村的产业发展还只是以农业为主。财政支出明显带有城市倾向,在这种倾向下,城市由于政府的投资项目带动了就业、拉动了消费,城市居民能够低成本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的政府支持不多,需村民自己集资建设。财政支出的城市倾向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享受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城市的生活水平高于农村,城市经济的发展明显快于农村,城乡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地扩大了。 
  其次,新中国的金融市场历经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金融监管制度不断完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但是城乡金融市场失衡也在日益加剧。不同于城市地区金融机构的多样性,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种类有限,多以银行为代表的信贷机构为主,金融产品种类单一,多以借贷为主。而单纯的贷款由于生产的分散性很难满足金融机构求的诸多条件,同时也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农民很难也很少成功进行贷款。因此,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事实上是以储蓄为主。而各种金融机构的盈利导向致使农村地区的存款不断流入城市地区。这种城乡金融市场发展的失衡带来的是农村居民无法高效地利用金融机构进行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收入;而城市居民则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投资活动,城乡收入差距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 
  综合以上两个原因,本文认为有必研究财政支出倾向、金融市场失衡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以及财政因素和金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方向和大小。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大量研究。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库兹涅茨曲线”的出。1955年美国经济家库兹涅茨基于美、英和德等国家历史数据的分析,出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 型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会逐渐扩大,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差距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缩小。这个理论颠覆了人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差距会相应减少的习惯性思维。 
  “库兹涅茨曲线”是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数据中得出的结论,那么其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如何呢?王韧1从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出发对该理论进行了检验,他采用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比,通过建立一个回归方程,分别考察了经济开放度指标、城镇化程度、制度和政策这四个变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倒U型的过程。 
  明确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并为找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供依据。下面,我们选取有代表性且与本文所做研究联系较为紧密的文献进行简回顾。 
  首先,工资收入是按劳分配原则下最基本的收入来源,收入差距的形成必然与工资的高低有着很大的关联。Gollin 等2假设具有无限生命的代表性家庭只消费两种产品——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建立了一个包含农业生产部门和非农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流向非农生产部门。一方面,农业生产部门劳动力数量减少和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流向非农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不但增加了非农生产部门就业量,也增加了对非农产品的需求,并出现收入持续上升的现象。他们通过英国的历史数据校准模型,得出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英国经济发展的事实。Gollin等2的研究无疑为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孙宁华等3基于该研究方法,用一个包含劳动力市场扭曲和两部门之间效率差异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建模。结果表明,可以在这个一般化的框架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及其与各种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经济变量的关系供合理的解释。通过运用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方法,他们发现所建模型可以通过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的检验。其次,关于财政因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Pradhan等
  Symbolt@@ 基于印度城乡收入、支出和贫困度的调查数据,用经验数据分析研究了印度的宏观调整政策的微观影响,得出印度政府的政策确实影响到了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结论。莫亚琳和张志超 
  Symbolu@@ 借鉴巴罗的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政府财政支出内生的城乡劳动力和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模型,经过实证检验他们得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每高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系数将高47个百分点,在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制度框架下,增加财政支出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应该加大财政支出结构中对农业发展的倾向。 
  最后,关于金融因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Galor和Zeira 
  Symbolv@@ 假定经济为跨期的开放经济,代表性个人生存两个时期,存在初始财富的差异,初始财富高的人比初始财富低的人更容易通过信贷市场进行融资,获得融资的人可以在第一个时期投资于人力资本,从而在第二个时期以更高的效率进行生产,即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从财富分配的角度对经济产出产生影响。通过他们的研究得出,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呈负向的线性关系,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收入水平差距越大。Greenwood和Jovanovic 
  Symbolw@@ 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讨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假设,在初始阶段穷人与富人的财富不同,两者进入金融市场需支付一定数额的成本和营运费用,穷人因支付不了此费用而不得不单纯依靠工资收入。只有当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穷人才有能力进入金融市场进行金融投资活动。他们认为,在金融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金融市场参与者数量较少,故而参与者会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从而金融市场的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而在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穷人也逐渐参与到金融市场活动中去,这样穷人也分享到借贷资本带来的发展机会,由于参与者的增多,富人获得的投资回报率相对不变或下降,从而使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直至收敛到一个均衡水平后不再变化。他们的研究结论是,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服从倒U型的变化轨迹。姚耀军 
  Symbolx@@ 以银行信贷占GDP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通过研究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得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作用。针对姚耀军从总体上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曹广喜等9出,不能笼统地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而应该对各个区域单独进行实证分析,他们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从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角度研究了改革开放后江苏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得出结论表明,长期来看,江苏省的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而金融市场的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 
  综合比较国内外的收入差距研究文献可以发现首先,国内研究大多是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时间序列回归进行的实证分析,现有的研究利用校准方法进行的分析还很有限,仅有的校准研究分析也大多集中于劳动力市场方面,没有文献对财政投资和金融市场发展展开校准分析,更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的深入全面的探讨。其次,国外的研究大多以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作为理论基础,从消费者和厂商优化角度研究收入问题,这为宏观经济分析加入了微观基础,而国内学者所做的研究很少考虑这一点。鉴于此,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一个包括消费者、生产部门和政府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引入金融市场失衡指标和财政支出城市倾向指标,将政府因素和金融市场因素引入城乡居民收入研究的模型中,通过校准和数值模拟的方法计算出这两个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三、中国的特征事实 
  由于199年前的相关经济数据缺失,所以本文选用中国199—21年的数据,数据全部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财政投资倾向和金融市场发展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了数据的一致性和可得性,本文选用历年城市存贷款总额与农村存贷款总额之比(城乡存贷总额比)估算城乡金融市场发展的差距;利用城市财政支出和用于农村财政支出的比(城乡财政支出比)估算财政投资倾向。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了H-P滤波,以消除序列中的趋势成分,只保留了波动成分,所得分析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城乡收入比、城乡财政支出比及城乡存贷总额比的波动如图1—图6所示。 
  经过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城乡收入比的波动小于城乡存贷总额比和城乡财政支出比,这三个比值都是顺周期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在城乡收入比波动最剧烈的199—1998年间,城乡财政支出比和城乡存贷总额比同时以较大的幅度波动,而且H-P滤波后的城乡收入比的波动趋势与城乡财政支出比、城乡存贷总额比的波动趋势总体一致。城乡财政支出比与城乡收入比的相关系数为93,说明两者高度相关。城乡存贷总额比与城乡收入比的相关系数为331,且对城乡收入比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明显。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当期的存贷款一般都是为下一期的投资或生产活动做准备的,因而当期的存贷款与当期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关度不及当期存贷款与下一期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关度高。第二,由于数据可收集问题,本文选择城乡存贷总额比来估计城乡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值,这样就忽略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而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中,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正在不断加大。 
  四、引入财政和金融因素的动态增长模型 
  我们建立一个包括政府和金融市场在内的两部门模型,决策者是消费者和生产部门,而政府部门和金融市场只是作为影响因素引入模型。中国农村地区是以农业为主导的,而农产品是用于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的;而城市地区主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非农产品是用于满足居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需求。鉴于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可区分性,我们在模型中将生产部门分为农业生产部门和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生产部门。假设家庭都是同质的,经济决策反映了代表性家庭决策,产品市场和生产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每一期市场都是出清的。家庭向市场出售资本和劳动以获得租金和工资报酬。生产部门只有两个农村生产部门和城市生产部门。这两个部门都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家庭选择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数量使得效用最大化。
  我们设定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β<1,Ca,t表示t期代表性家庭消费的农业生产部门生产的产品(以下简称农产品),Cc,t表示t期代表性家庭消费的城市生产部门生产的产品(以下简称非农产品),β表示主观贴现率。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需在农产品Ca,t和非农产品Cc,t之间进行分配。效用函数U(Ca,t,Cc,t)中的a表示农产品的消费所产生的效用在总效用中所占的比重, 1-a表示非农产品的消费所产生的效用在总效用中所占的比重。我们把家庭消费农产品之外的其他产品都归为非农产品,包括工业品、服务等等,这恰好与本文研究的城乡问题相吻合。    由于中国的地区发展差异,长期以来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按照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行“靠天吃饭”的生产活动。同时,由于资本市场进入壁垒的存在,一方面农民很难通过借贷融资进行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农民自由资本或者闲置资金只能悉数存入银行获得固定收益。因而我们在模型中假设农业生产部门仅仅使用劳动力和土地这两种素进行生产,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那么t期农业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θ<1,Aa,t表示t期农业生产部门随机技术进步冲击,是一个外生变量,其大小主受到土地肥力和天气等自然因素对于农业技术的影响,且假设Aa,t是一个以固定比率增长的因子。Ta,t表示t期农村的可使用土地总量,La,t表示t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假设生产部门规模报酬不变,土地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的和为1,且假设土地数量给定不变。    我们假设农产品只用于消费,那么全社会对于农产品的消费量不能大于农业生产部门的总产出,即 t期农业生产部门的资源约束条件为    其中,Lt表示全社会的人口,这里我们进行了相应的简化,使得L等于劳动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加上城市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数量,这点将在下文中进行定义。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财政政策对这些内生变量有着显著的影响。教育、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据财政支出总额的很大比重,而这方面的支出不但带来教育事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会高劳动力的知识素养和劳动效率,因而我们采用Barro 1政府支出内生增长模型的解决方式,把城市经济中的生产函数设定为   其中,Ac,t表示t期城市生产部门外生的技术进步,μ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且<μ<1,表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减。Kc,t表示t期城市生产部门投入生产的资本,Lc,t表示t期城市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值得一的是,υg表示财政对城市的支出与对农村的支出的比值,作为我们研究财政支出城市倾向的衡量指标。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三农”十分重视,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但是整个财政对于城市的投入仍然远远大于对农村的投入,υg反映了这种财政支出的城乡差异。如果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趋势来看,这一特征更加明显。    长期以来,历史因素影响下的农村对于资金的使用很保守,传统的生产方式导致农民的投资行为都是风险规避型的,同时农村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信用体制缺失使得传统信贷机构的功能演变为单纯的存款机构,而农民存进去的钱却通过信贷机构流向城市地区。因此,模型中我们假设农民把资金全部储蓄在银行,获得固定不变利率的收益,银行再把全部的资金按照固定不变利率贷给城市居民进行投资。我们引入金融市场失衡的参数φ,表示非农生产部门和农业生产部门资本利用程度的差异。农民拥有的Ka最后通过金融部门的信贷全部转化为城市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本Kc。    式(6)表明,城市生产部门的资本存量有农业生产部门的资本存量的贡献。这与本文农业生产部门居民将多余资金存入银行,并完全转化为城市生产部门的借贷资本的假设相符,反映了我国城乡金融市场失衡导致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拥有资本的差异,同时也反映农村地区资本流向城市的过程。    经济中劳动力和资本总量恒等式为    城市生产部门的产品不仅用于全社会的消费,还用作城市生产部门的再投资,但对这些非农产品的消费不能大于总的非农产品产量,t期城市生产部门的资源约束条件为    全社会的资本累积服从下述过程    其中,δ表示资本的折旧率,且<δ<1,由经济外生给定。本文假设初始资本K给定。    单位化变量,我们得到代表性家庭的瞬间最优化决策行为可以描述为    假设非农产品的价格为1。pa表示农产品的价格与非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价格,wa表示农业生产部门的工资率,wc表示城市生产部门的工资率,rc表示城市生产部门资本投资回报率。给定价格pa,wa,wc,,rc,上述代表性家庭的最优化决策为一组消费策略组合ca,cc,其解为    在一般均衡状态下,消费等于产出。全社会对农产品的消费等于农业生产部门的总产出,全社会对非农产品的消费等于城市生产部门的总产出,即    我们可以解得农业生产部门和非农生产部门的收入分别为    城乡之间的收入比可以表示为    从式(25)可以看出,城市生产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Ac)、农业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wa)、农业生产部门的储蓄(ka)、政府财政支出的城市倾向指标(υg)和城乡金融发展差距指标(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正向的,即这些变量值的增加会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业生产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Aa)、土地数量(ta)、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pa)和城市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wc)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负向的。   上式的直观含义与中国实际经济情况是比较吻合的城市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会高非农产品的产量,带来城市生产部门的收入增加。由于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投入之一,土地面积的增加会增加农业产出,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面积的扩大必将带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增多,而总人口是给定的,这将导致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减少,在工资率不变的情况下,只会带来农业生产部门人均收入相对于非农生产部门的下降。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越大,表明农产品价格与非农产品价格相差的越少,农产品价格相对高,这必然带来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的增加。至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城市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乍一看似乎不符合人们的经济直观,但是深究起来,在存在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城市生产部门工资水平下降会导致进城务工的那部分农村居民收入减少。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1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 223万人,占农民总数的36%,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 335万人,说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有着直接的影响。农业生产部门工资水平的增长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而城市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的高会增加农民工工资,从而缩小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   比如,城市部门工资增加2 5元,城市里农民工工资增加2 元,这种情形下,城市部门工资增加只有5%左右,而农民工工资就会增加大约1%。当农业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增加时,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意愿和速度都会降低,农业中劳动力不断增加,但是农业生产使用的生产技术和土地数量并没有变化,这带来农村生产效率的下降和农民人均收入的下降,同时城市劳动力的稀缺程度加剧,由于两部门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五、模型的校准和数值模拟    我们将模型经济校准到和199年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般水平相符。由于模型经济中考察的都是用人口单位化过的变量,因此,在农业生产部门和非农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就用社会总人口在两部门间的分配来度量。采用Gollin等2的方法将非农生产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μ)设为6,将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产出弹性(θ)也设为6,根据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农业生产部门的土地产出弹性(θ)为4。根据孙宁华等3的研究将农业生产部门的全素生产率(Aa)设为11,将非农生产部门的全素生产率(Ac)设为12,将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pa)设为9。至此,我们完成了对于基准模型中一些关键参数的校准。    先考察基准情况,在只存在工资差异,不存在城乡金融市场失衡和财政支出倾向影响的情况下,φ=,υg=1,ka=1。以农业生产部门职工工资总额与人口之比来估计wa,加总城市生产部门职工工资总额,将其与人口比用来估计wc,并且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我们选取时间跨度为1996—21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得到wa=26元,wc=1 346元。根据28年国土资源部清查数据可计算得人均可利用土地数量ta=48公顷。综上得到基准情况下城乡收入比为326∶1。这与前文所述的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收入比的情况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    然而本文考察的是财政投资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所带来的收入水平差异,劳动市场完全流动情况下,市场一般均衡必然有wa=wc,令wa=1。我们通过变动υg、ka和φ来考察这些变量和参数对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根据我们的参数和变量假定,数值模拟结果如表3—表5所示。    数据模拟结果显示,当υg、φ和ka这三个变量以代数增长时,φ对于城乡之间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ka和υg。数值模拟出三个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与模型分析的是一致的。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一方面是因为该指标反映的城乡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导致城市生产部门能最高效地利用多余资本和借贷资本扩大生产、选择更好的投资机会,这直接带来城市生产部门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农村生产部门的居民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无法享受到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资金融通和再投资。φ越大,在鼓励城市生产部门投资和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在抑制农村生产部门的生产积极性。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可以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主原因之一。    农村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ka作为金融发展差异的衍生指标,其影响方向和大小与φ一致,这与经济事实有点出入,这是因为我们模型假定农村生产部门把手头的资金都存入银行并间接转化为城市生产部门的借贷资本所导致的。ka越大,在金融市场差异指标的作用下,kc就越大,从而带来城市生产部门投资和产量增长,城市居民的收入也就跟着增加。ka变动方向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小再一次证明了,给农民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对于农民增收的重性。    财政支出倾向的指标υg被定义为财政在城市的投资与在农村的投资的比值。顾名思义,城市财政支出额数倍于农村财政支出额时,必然能带来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而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当υg增长1个单位时,城乡收入差距以相同幅度扩大。υg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小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指标φ。主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财政支出的量是可预见和有上限的,政府每年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控制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投资量,其不如金融市场调节作用的规模大,在乘数效应下,派生存款的量会翻倍增加。第二,财政支出对于经济部门的活动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带来效用的流失。第三,中央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资以加快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故而υg这个指标值在可预见的将来必定会有所减小,从而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将趋于和缓。    六、结论    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动态增长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将参数校准到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相一致,再通过校准过的模型结合实际经济数据,计算出当模型经济达到稳定态时各个经济变量的取值。在参数校准的基础上,我们对引入的两个经济指标(金融市场失衡指标φ、财政支出城市倾向指标υg)进行数值模拟,从中发现动态增长模型较好地模拟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财政对城市地区的投资高于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农村地区的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外流至城市地区、城市居民的收入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逐渐上升的特征事实,模拟的结果与中国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数据十分接近。    通过模拟可知,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财政支出倾向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一,把解决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举措。金融发展失衡不但导致农村资金的外流,更为重的是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缺失了重的可再生力量。鉴于目前农村的信用制度缺失,应加大对农村信用体系的改革,努力高农村金融行业的信用度,为农民的创业增收供良好的融资环境。扩大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健全农村金融体系,纠正原来的金融服务对城乡的歧视性待遇,适当限制将农村金融资源转移到城市,同时切实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将农村各金融机构吸收的储蓄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农村存款和农村信贷市场的资金来源。构建城市金融反哺农村的机制,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和供适合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产品和方案,建立完善城市金融流向农村的渠道。   第二,加大财政的支农力度。加大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水电设施、通信设施和道路交通。改变农村地区政绩考核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农村的有利条件,比如自然风光、当地特色文化等,开发农村创收产业,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农业的特色化发展道路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经济改革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客观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平等的方式与城市居民竞争所需的资源。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后,在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与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待遇,而不是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参考文献    1王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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