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正是安史之乱以后社会问题严重的阶段,主表现在经济凋敝、藩镇割据,统治阶级内部宦官专权,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边缘;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儒、佛、道及其它文化思潮对立激荡。身处在这种矛盾混乱的大背景下,韩愈却始终坚持循儒,并建立了独特的儒学道统论等等,可见儒学对韩愈影响深远。
关键词复儒;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9-0236-01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曾任吏部侍郎,有“韩昌黎”、“韩吏部”之称。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奇崛险怪诗派的开创者。其主著作有“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及《师说》、《送孟东野序》等。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社会问题严重,经济凋敝、藩镇割据,统治阶级内部宦官集团骄横跋扈,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边缘;意识形态领域里,儒、佛、道及其它文化思潮对立激荡。身处这个矛盾且混乱的时代,韩愈始终坚持循儒,并且对儒学有着独到的创新,同时再一次提高了儒学在封建等级制度统治的地位。
一、循儒,排斥佛老,重新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一)循儒。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除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混乱以外,思想界也同样出现极其混乱复杂的局面,佛道两教极度兴盛,加重了社会经济的极大浪费,成为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疾病,使得一直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挑战。而此时,韩愈以儒家道统的传人自居,一生弘扬儒学,在《重答张籍书》中“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1](p55)身处这样的大背景下,韩愈最终以极大的气魄,首先在思想界高举攘斥佛老,复兴儒学的旗帜,不遗余力地排斥佛老两教。在《与孟尚书书》里“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末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1](p36)韩愈所鼓吹的圣人之道,内涵为仁义道德;制度为礼乐刑政;人伦纲常不外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教育内容为五经。
(二)排斥佛老。韩愈一生都把恢复儒学道统,排斥异端思想作为自己的终生职责。韩愈最先从理论意义上批驳佛老,所著的《原道》一文,就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理论主张、功能作用等方面论述了佛老应予反对、取缔,儒学道统应当兴复的紧迫性和重性。所谓原道,即是推究探讨先王之道的本原。先王之道实即儒家学说。《原道》开篇就讲仁、义、道、德的真正含义,指出先王之道的精神实质是以仁义为本的天下公言,借以儒家的仁义道德相比,老子所言的道德为个体之私言。而后他更多的是从现实弊害的角度攘斥佛老。韩愈“从佛教对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破坏角度来反对佛教,并通过与一些僧人的交往来进行分化瓦解的工作,以期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并没有从哲学方面,从根本上来批判佛教的教义。但韩愈这样做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2](p83)他的这种思想和行为,在其是个作品里有着明确的记录,在他不遗余力地反对佛老的同时,却经常与一些和尚道士来往,甚至还结交朋友。如在《送灵师》诗中
耕桑日失隶,朝署失遗贤。灵师皇甫姓,胤胄本蝉联。少小涉书史,早能缀文篇。中间不得意,失迹成延迁。逸志不拘教,轩腾断牵挛。围棋斗白黑,生死随机缘。六博在一掷,枭卢叱回旋。战诗谁与敌,浩汉横戈铤。饮酒尽百盏……材调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将敛之道,且欲冠其颠。[3](p1420)
他首先揭露佛教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苦口婆心地劝一些和尚还俗,希望他们能为朝廷、为社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另外“韩愈还从挽救人心,拯救世道的角度反对一切虚妄迷信,反对出家和求仙的愚妄。”[2](p83)《谢自然诗》、《谁氏子》这两首诗的内容,主则是针对当时发生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具体事件而写的。从这里可看出韩愈为了拯救世俗,敢于向整个世俗偏见和愚昧挑战的勇气和魄力。
二、对儒学的创新
(一)韩愈虽力斥佛老,但也有意或无意地吸收佛老中的某些有效因素。“有意”是个体的主动行为,“无意”是历史的主动性,即个体被动地受历史环境的影响。这种认识是历史主动的施加行为,韩愈本人并没有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主动探究佛学中的理、性、常等思辨性问题。所以,在多种文化思潮的并存中,一种文化封闭式的发展是不存在的。“其实韩愈的道既非纯粹的春秋孔孟之道,也非宋代程朱之道,而近似秦汉以来‘合儒墨、兼名法’的‘杂霸’之道。”[4](p330)他这种道统不纯,兼容诸家的思想特点,颇受宋儒的非议,讥为“倒学”。其实这种离经叛道的地方,恰恰是他对儒家传统的突破。也是他高于恪守师法陈规的俗儒之处。韩愈的思想,发扬了儒家学说的积极方面,如崇尚兼济,鄙弃独善;拥戴统一,反对割据;主张仁政,抨击时弊;弘扬师道,奖掖人才;独抗流俗,力排佛老。
(二)儒学思想在韩愈文学主张中的主体现。韩愈有一套较为系统、明确的文学思想,对他本人及当时的诗文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韩愈以仁义道德为其道的内涵,而以文为明道的手段。在他的作品《题欧阳生哀辞后》中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1](p64)他之所以倡导古文,目的是尊崇古道。此外,他还把明道与事功相结合,与反对佞佛崇老的社会风尚、抨击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等社会政治改革相结合,力图以振兴儒道,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这就不同于空言明道的儒生。明确地表现出他对儒学的一些新的认识。
韩愈尽管生活在唐朝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但是他却始终如一的坚持着自己对儒学的信仰,结合自身和现实的实际情况,为之付出了大胆、新奇且充满着历史意义的行动,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的重人物,并且为世人和后代所敬仰。
参考文献
[1]《韩昌黎全集》,唐韩愈著,中国书店,1998年1月第1版。
[2]《韩孟诗派研究》,毕宝魁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
[3]《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4]《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浅析儒学对韩愈的影响
郭琼霞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6
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正是安史之乱以后社会问题严重的阶段,主表现在经济凋敝、藩镇割据,统治阶级内部宦官专权,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边缘;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儒、佛、道及其它文化思潮对立激荡。身处在这种矛盾混乱的大背景下,韩愈却始终坚持循儒,并建立了独特的儒学道统论等等,可见儒学对韩愈影响深远。
关键词复儒;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9-0236-01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曾任吏部侍郎,有“韩昌黎”、“韩吏部”之称。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奇崛险怪诗派的开创者。其主著作有“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及《师说》、《送孟东野序》等。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社会问题严重,经济凋敝、藩镇割据,统治阶级内部宦官集团骄横跋扈,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边缘;意识形态领域里,儒、佛、道及其它文化思潮对立激荡。身处这个矛盾且混乱的时代,韩愈始终坚持循儒,并且对儒学有着独到的创新,同时再一次提高了儒学在封建等级制度统治的地位。

一、循儒,排斥佛老,重新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一)循儒。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除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混乱以外,思想界也同样出现极其混乱复杂的局面,佛道两教极度兴盛,加重了社会经济的极大浪费,成为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疾病,使得一直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挑战。而此时,韩愈以儒家道统的传人自居,一生弘扬儒学,在《重答张籍书》中“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1](p55)身处这样的大背景下,韩愈最终以极大的气魄,首先在思想界高举攘斥佛老,复兴儒学的旗帜,不遗余力地排斥佛老两教。在《与孟尚书书》里“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末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1](p36)韩愈所鼓吹的圣人之道,内涵为仁义道德;制度为礼乐刑政;人伦纲常不外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教育内容为五经。
(二)排斥佛老。韩愈一生都把恢复儒学道统,排斥异端思想作为自己的终生职责。韩愈最先从理论意义上批驳佛老,所著的《原道》一文,就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理论主张、功能作用等方面论述了佛老应予反对、取缔,儒学道统应当兴复的紧迫性和重性。所谓原道,即是推究探讨先王之道的本原。先王之道实即儒家学说。《原道》开篇就讲仁、义、道、德的真正含义,指出先王之道的精神实质是以仁义为本的天下公言,借以儒家的仁义道德相比,老子所言的道德为个体之私言。而后他更多的是从现实弊害的角度攘斥佛老。韩愈“从佛教对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破坏角度来反对佛教,并通过与一些僧人的交往来进行分化瓦解的工作,以期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并没有从哲学方面,从根本上来批判佛教的教义。但韩愈这样做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2](p83)他的这种思想和行为,在其是个作品里有着明确的记录,在他不遗余力地反对佛老的同时,却经常与一些和尚道士来往,甚至还结交朋友。如在《送灵师》诗中
耕桑日失隶,朝署失遗贤。灵师皇甫姓,胤胄本蝉联。少小涉书史,早能缀文篇。中间不得意,失迹成延迁。逸志不拘教,轩腾断牵挛。围棋斗白黑,生死随机缘。六博在一掷,枭卢叱回旋。战诗谁与敌,浩汉横戈铤。饮酒尽百盏……材调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将敛之道,且欲冠其颠。[3](p1420)
他首先揭露佛教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苦口婆心地劝一些和尚还俗,希望他们能为朝廷、为社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另外“韩愈还从挽救人心,拯救世道的角度反对一切虚妄迷信,反对出家和求仙的愚妄。”[2](p83)《谢自然诗》、《谁氏子》这两首诗的内容,主则是针对当时发生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具体事件而写的。从这里可看出韩愈为了拯救世俗,敢于向整个世俗偏见和愚昧挑战的勇气和魄力。
二、对儒学的创新
(一)韩愈虽力斥佛老,但也有意或无意地吸收佛老中的某些有效因素。“有意”是个体的主动行为,“无意”是历史的主动性,即个体被动地受历史环境的影响。这种认识是历史主动的施加行为,韩愈本人并没有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主动探究佛学中的理、性、常等思辨性问题。所以,在多种文化思潮的并存中,一种文化封闭式的发展是不存在的。“其实韩愈的道既非纯粹的春秋孔孟之道,也非宋代程朱之道,而近似秦汉以来‘合儒墨、兼名法’的‘杂霸’之道。”[4](p330)他这种道统不纯,兼容诸家的思想特点,颇受宋儒的非议,讥为“倒学”。其实这种离经叛道的地方,恰恰是他对儒家传统的突破。也是他高于恪守师法陈规的俗儒之处。韩愈的思想,发扬了儒家学说的积极方面,如崇尚兼济,鄙弃独善;拥戴统一,反对割据;主张仁政,抨击时弊;弘扬师道,奖掖人才;独抗流俗,力排佛老。
(二)儒学思想在韩愈文学主张中的主体现。韩愈有一套较为系统、明确的文学思想,对他本人及当时的诗文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韩愈以仁义道德为其道的内涵,而以文为明道的手段。在他的作品《题欧阳生哀辞后》中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1](p64)他之所以倡导古文,目的是尊崇古道。此外,他还把明道与事功相结合,与反对佞佛崇老的社会风尚、抨击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等社会政治改革相结合,力图以振兴儒道,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这就不同于空言明道的儒生。明确地表现出他对儒学的一些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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